中国城市——宁波

  宁波是7000 年中华文明的曙光—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, 拥有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。宁波也是梁祝传说、奉化布龙、宁海平调的起源地。此外，宁波还是中国思想史上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的重心，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洋务变革、中西方文化融会的前沿。

 

宁波是7000 年中华文明的曙光—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, 拥有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。宁波也是梁祝传说、奉化布龙、宁海平调的起源地。此外，宁波还是中国思想史上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的重心，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洋务变革、中西方文化融会的前沿。



“国以人兴，城以文名”。今天，在文化源远流长、经济繁荣发达的这片土壤上，宁波正以其厚重、丰富和精彩的笔触，谱写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绚丽篇章。

 

河姆渡文化

1973 年6 月的一天，宁波余姚县河姆渡村的村民在建造排水站时，无意间从地下挖出了一些黑色的陶片与兽骨。一个掩埋在地下7000年的远古文明就这样被发现了。这是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，证明了远古时，南方的文明并不落后于北方。中华文明是由长江、黄河共同孕育出来的。

 

河姆渡遗址中，出土了水稻的种子，这证明，长江下游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。遗址中还发现了制作精细的木船浆，它证明了宁波地区是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的发生地。这些曾经存在和兴盛的文明铸就了当今的宁波—一个经济发达、拥有深厚文化基础的现代化都市。

 

宁波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有着追述到公元前4800 年的河姆渡文化历史。曾经名为明州的宁波在两千多年前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城市，然后在唐代成为连接扬州和广州的一个主要港口，之后又在宋代成为了跨国贸易的主要港口。

 

对外交往

821 年，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，崛起了明州城。此后千余年间，明州城一直是浙东政治、文化中心和军事重地。至今依然矗立宁波市区的天封塔，就是唐代明州港的航标。位于月湖菊花洲的高丽使馆遗址，市舶务门内的市舶务遗址，江厦街、和义路一带出土的海运码头及海船等，一一见证了宋元时期宁波港对外交往的盛况。

 

2002 年，在唐宋明州城遗址的东南向，出土了永丰库遗址。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，成为古代宁波在对外交通贸易中重要地位的明证。

 

在古代的中国，港口不仅为宁波开启了一条便捷的对外贸易通道，也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。中国佛教文化的璀璨明珠浙东佛教，就是宁波港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。

 

宁波的阿育王寺，始建于西晋初期，是我国现存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，寺内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。

天童寺的规模之宏大为东亚地区所罕见，它拥有30 余幢楼999 间房，建筑物高低错落、气势轩昂，总建筑面积3.8 万平方米，被称为“东南佛国”。另一个规制严整的佛教建筑是江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保国寺，这是弥勒菩萨的布道的场所。这些寺庙都充分显示了宁波在与海外文化交流，特别是与日本佛教交流中的重要地位。

 

宁波也是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的起点。在慈溪上林湖区域，依然保留近200 处越窑遗址，静静地躺在青山绿水间，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段横亘千年的辉煌。

作为一种通商贸易、文化交流的“信物”，越窑青瓷远涉重洋，为人类文明的交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这些古代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留下的活化石，成为宁波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象征。

 

如今，宁波与国际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，有许多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关系城市，包括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新西兰、巴西、匈牙利、挪威、波兰、保加利亚、南非、英国和美国。每年宁波都会在境外举办宁波周活动，进行经

贸与文化上的交流。

 

浙东文化

1566 年，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始修藏书楼天一阁，并立家规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、“不得无故开门入阁”、“不得将藏书借与外房他姓”。 范氏十三代恪守祖训，力保藏书。

 

如今，这座我国现存最古老，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三的藏书楼，阁藏古籍已达16 万册，逾30万卷，其中善本书10 万卷左右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，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宁波因此有“南国书城”的美誉。2010 年，天一阁对３万册古籍实现了数字化载体转换，读者进入天一阁网站后能够迅捷查询到天一阁古籍目录，可以浏览、编辑、下载网上的免费资源。

 

藏书文化只是宁波浙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千百年来，植根于文化的宁波，依托港口不断吸取中外文化养分，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厚重学术底蕴的浙东文化。

特别是以王阳明、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，将宁波推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，并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重要一笔。

 

王阳明将儒学拉下了神堂，将其还原为平民哲学。王阳明还崇尚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，强调人应该勇于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，敢于追求独立意识，其振聋发聩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。

 

黄宗羲首倡的“工商皆本”，已接近近代经济思想。而他的“经世致用”思想，依旧是当今学人遵循的为学原则。较之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，黄宗羲1663 年成书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比洛克的《政府论》早27 年，比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早100 年。

 

这些光芒熠熠的思想，成长于宁波特定的文化和地理“土壤”，其原创性思维和经世致用、博纳兼容、开拓创新、与时俱进的内核，启人心智且发人深省，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